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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深圳法院破解“执行难”经典案例

一、徐某军拒不支付抚养费案(2016年)全国十大执行案件

徐某军支付抚养费案,判决生效后徐某军即下落不明,抚养费也分文未付。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执行法官经多方调查,始终无法查到徐某军下落。

2016年初,执行法官通过网络查控系统发现徐某军身份信息的最新线索,两次奔赴湖南岳阳调查,在当地公安机关的大力配合下,查到徐某军因第一代身份证号码与他人相同,在升级二代身份证时变更了身份证号码,并更名为徐某。

在确认被执行人的新身份后,执行法官查询到徐某军出入边境的记录,当即对徐某军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徐某军前往香港时,被边检部门发现,宝安法院执行法官立即将其带回,并对其司法拘留15日。

在宝安法院主持下,徐某军与申请执行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并一次性支付全部抚养费和利息。

重大意义

该案是将信息化手段有效运用于查找控制被执行人的典型案例。执行法官运用信息化手段,通过网络查控系统查找到被执行人更名后的新身份信息,并借助公安、边检部门的力量,发挥执行联动机制作用,顺利找到被执行人,执结了这起支付抚养费的涉民生案件,为防范被执行人通过更换身份信息逃避执行的行为提供了有效的对策。

该案被评为“2016年全国法院十大执行案件”。

二、松晖实业(深圳)有限公司执行转破产清算案(2017年)全国十大破产典型案例

松晖实业(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松晖公司)成立于2002年12月10日,主要经营工程塑料、塑胶模具等生产、批发业务。

2015年5月,松晖公司因经营不善、资金链断裂等问题被迫停业,继而引发1384件案件经诉讼或仲裁后相继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在执行过程中,宝安法院查明,松晖公司名下的财产除银行存款3483.13元和机器设备拍卖款162万元外,无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459名员工的债权因查封顺序在后,拍卖款受偿无望,执行程序陷入僵局。

2017年2月23日,宝安法院征得申请执行人深圳市宝安区人力资源局同意后,将其所涉松晖公司执行案移送破产审查。

2017年4月5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松晖公司破产清算案,松晖公司其他执行案件相应中止,所涉债权债务关系统一纳入破产清算程序中处理。

深圳中院受理松晖公司破产清算申请后,立即在报纸上刊登受理公告并依法指定管理人开展工作。经管理人对松晖公司的资产、负债及经营情况进行全面调查、审核后发现,松晖公司因欠薪倒闭停业多年,除银行存款3483.13元和机器设备拍卖款162万元外,已无可变现资产,而负债规模高达1205.93万元,严重资不抵债。

2018年3月6日,该案被最高人民法院评选为“全国十大破产典型案例”

2017年6月28日,深圳中院依法宣告松晖公司破产。按照通过的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可供分配的破产财产1623645.48元,优先支付破产费用685012.59元后,剩余938,632.89元全部用于清偿职工债权11347789.79元。2017年12月29日,深圳中院依法裁定终结松晖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重大意义

该案是通过执行不能案件移送破产审查,从而有效化解执行积案、公平保护相关利益方的合法权益、精准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典型案例。

由于松晖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权,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激烈,尤其是涉及的459名员工权益,在执行程序中很难平衡。

通过充分发挥执行转破产工作机制,一是及时移送、快速审查、依法审结,直接消化执行积案1384宗,及时让459名员工的劳动力资源重新回归市场,让闲置的一批机器设备重新投入使用,有效地利用破产程序打通了解决执行难问题的“最后一公里”,实现对所有债权的公平清偿,其中职工债权依法得到优先受偿。

二是通过积极疏导和化解劳资矛盾,避免了职工集体闹访、上访情况的发生,切实有效保障了职工的权益,维护了社会秩序,充分彰显了破产制度价值和破产审判的社会责任。

三是通过执行与破产的有序衔接,对生病企业进行分类甄别、精准救治、及时清理,梳理出了盘错结节的社会资源,尽快释放经济活力,使执行和破产两种制度的价值得到最充分、最有效地发挥。

该案2018年3月6日被最高人民法院评选为“全国十大破产典型案例”,2018年10月24日被评为“人民法院解决‘执行难’工作典型案例”。

责任编辑:杨智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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